前几年在《随笔》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识字的好处》。一位老革命，他十二三岁就当红军，进了扫盲班，学习卖力，成绩很突出，他的老师偷偷地告诉他不要太卖力，识字多了很危险……他决心不学文化，他学了一门厨艺。他在延安时看到好多识字有文化的人挨整，自杀的、跳井的都有。“别人皆囚，我独逍遥”，他没有事。他说自己没有文化，不去整人，也不担心别人整自己，日子过得挺安稳，越发觉得不识字的好处。吊诡的是避免一切噩运仅仅是因为没文化不识字。
由此可见识字多，有文化过去是高危职业。文化一般包括器物文化、意识文化、行为文化(民间美术涉及到民俗这里就有行为文化)，张先生的教学、研究几乎全覆盖。无怪乎有一位好心的老师私下劝张先生，改学绘画，绘画在大学里不但风险较小，还容易成名得利。张先生却毫不心动，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张先生认为：“不研究事物的发展客观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就难以摆脱被动性和盲目性。……研究工作上不去，却深深地刺痛着自己的心。”(《工艺美术论集·序》)张道一老师将自己的教学、理论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相联系，以我国艺术兴盛为己任。
张先生终究没有逃脱有文化倒霉论的怪圈，他在中央工艺美院进修，编制不属于该校却在那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少有连，必多方钩致”，编制又算得了什么?从此，张先生开始了他屈辱、清苦的生活。有一次到农村劳动，有一单位要抽调几位老师去布置展览会，当时已通知了张先生，可在去的前一天，校方某一行政干部在电话里凶神恶煞地说：“张道一是右派分子不可以去布置展览!”张先生听得十分清楚，因为他们只相隔一堵篱笆墙。张先生后来讲给我听的时候没有愤怒和仇恨，很平静地说；．“想想XXX也可怜，当时他除了他所干的，他还能干什么?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地位……”
张先生在当右派的岁月中，有限工资一部分用于买书，不得不过着节衣缩食的窘迫生活，由于长期废寝忘食，缺乏营养，患过胃病、肝炎，住过院，这时候人异常瘦削。
文化大革命，椒焚桂折，政治上的高压，体力劳动的重负，许多人消沉迷茫了。那时张先生在“牛棚”中拉板车，他“想到车轮的转动，联系‘轮人为轮’，思考着‘毂、辐、牙’三者的原理；后来在木工房劳动，汗流浃背，一面推刨子，一面想起了‘大匠之门’。……” (《考工记注译·前言》)
张先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研读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周礼》、《国语》、《左传》和《老子》、《论语》、《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说他学富五车并不是夸张之词。他披沙简金，汲取其精华，为我做用。他博闻强记，对于古籍中重要论点他熟记在心，对于一些反面的材料也能大段大段背出来，有一次在苏州开一学术会议，他说工艺美术在古代不受重视被称为“小道”，子 在《论语》中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有次我与一位朋友去张先生家，谈的范围很广，那位朋友突然提出高科技，张先生说在两、三千年前将黄金捶打成0．04毫米厚度，尔后，把它缠绕在蚕丝上制成金线，最后织进丝织品中，这就是高科技……事后我翻了很多资料证实张先生说的工艺数据完全正确!他读书掌握精神实质，融会贯通，讲课或作学术报告，左右逢源旁征博引，内容丰富而充实。我们可以借用学术泰斗范文澜先生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来形容是恰当不过的。
张先生所写的文章说服力强，逻辑严密，他对违反逻辑的文章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有一篇叫《艺术前的艺术》论文，艺术前的艺术，不是艺术。人前的人不是人，而是猿。我说“艺术前的艺术”是黑格尔说的，可能这话在翻译过程中出了问题。他说：“翻译是个大学问，中外文化不同，语境不一样，不能硬翻，……有人总认为外面的和尚会念经，引用不假思索。”
文革后，张先生曾经自己办起一个有正式刊号的杂志，《中国民间工艺》从组稿、选稿、改稿到编排、校对、封面设计事必躬亲，一人承担。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但到了发稿印刷时就犯难了，经费成了大问题，他诙谐地说：对赵公元帅，我们虽不供奉，但总是虔诚地研究他，然而他还是不帮忙。说完以后一声叹息，无奈自己往里面贴钱，维持杂志的出版。张先生经常通宵达旦工作，后来逐渐养成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到了清晨，他停下一晚的劳作，到室外去透透空气，有的同事也已经起来了，见到张先生，热情与他打招呼：“张老师你早啊!”张先生笑呵呵地与他们回应着，但心里却犯嘀咕：“我还没睡呢!”对张先生这种生活习惯我们几个老家伙曾议论过，有位仁兄说他倒有点像毛主席：太阳升，他倒头睡下。东方红，他眼睛一闭一片漆黑。见大家脸上都露出有些异样的表情，他说，你们怕什么，张先生肯定不怕。大家说为什么?张先生曾为《中国美趣学》作过序，这本书中有根据表明上述话语是毛主席自己说的!大家释然大笑。张先生做学问态度是极其严谨，厚积薄发。据我了解他60年代就开始研究《考工记》，直到2004年才出版这方面著作。古代很多学者对《考工记》做过研究，其文章、著述汗牛充栋，然而都是器物制度、训诂、天算、声韵、哲学等方面的成果。有的注释从文献到文献读起来艰涩难懂。文革前除了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谈到“用笔”时引用过《考工记》一两句外，美术界极少涉及这部著作，张道一先生是我国第一位从人文精神、造物设计角度对《考工记》开展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从“人与物”、“创物与造物”、“人的尺度”、“功能”、“实用与审美的统一”、“总体规划与设计”等多方面对《考工记》作了全新的诠释和解读，使其文本尘封的原有价值得到了发扬肯定，对现代设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考工记》因时代久远，窜简、断简、段落颠倒情况相当严重，他根据多种版本和自己的理解，理顺错简，对全书进行调整，分成八章，思路清晰，逻辑合理。力求现代语释，尽量通俗易懂。张先生的《考工记注译》是我国古文献研究新的突破，也是艺术学研究一项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张道一老师在民艺学研究、美术学研究、工艺美术学研究、美学研究、艺术文献学研究都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对我国艺术学的建立竭尽全力，率先在东南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艺术学系，现在全国绝大多数高校都设有这一系科，如今艺术学已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作为中国艺术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张道一先生这一历史功绩将载入我国现代教育史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境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第三境也。”
张道一先生的人生完全证实王国维的“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张道一先生学生时代就有远大志向，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虽遭到政治上打击与歧视达20年，经过数次周折与磨难，仍锲而不舍，为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一切在所不惜!最后功到自然成，到了光辉的彼岸。
夜在歌唱，
阑珊的灯光在流淌。
点燃文化自觉，
点燃对真理的诉求，
点燃对艺术的祈望!
